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何佳认为，利率市场化是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应将它与整个金融体系改革通盘考虑。这既涉及资产配置和资产价格与市场化的关系问题，也涉及中国这个新兴加转轨市场中里面的特殊问题。

　　 他指出，全球金融体系都面临的问题是，资本的流向是反的。一是资金本来应当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但现在比如中国每年外贸赚了很多钱，然后买美国的国债，资金就从中国流到了美国。不仅中国，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这是资源配置问题，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环境，还是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过去30年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都是为了解决这一类问题，所以必须要考虑在每一个利率市场化的步骤，怎么来解决资金流向的问题。”何佳表示。

　　 此外，中国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金融体系，有很多自身的特点。“一块是中央高度集中银证保体系，还有地方的准金融。另外一块是体制外的香港金融，如果大家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了解的话会看到这三块互相竞争，互相推动着发展，地方金融非常重要，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需要把资金留在欠发达地区。我们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市场并不一定好，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大，它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他指出。

　　 在此背景下，应当考虑利率市场化对中国这么一个金融体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有利于整个资源的配置，因为利率市场化以后很可能使得资金更多的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加剧资金反向流动，这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因为金融体系确实太复杂了，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放到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去考虑问题。”何佳表示。

　　 他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改变偏向国有企业的融资体系，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改变目前我们包括很多银行做的理财产品、私人银行，包括资本市场创业板，改变偏向富有阶层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普通百姓获取财产收益性的问题。

　　 利率市场化可能发挥一些作用，目前要解决的一个是放松贷款利率下限问题。“它有可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不是能做到也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一个跨区域，跨行业各种各样的问题。放松存款利率上限有可能会提高居民存款的收益，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其它的一些银行的产品在那，所以只能说有可能贡献。”何佳称。

　　 他表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非常重要，具体就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通常认为这是金融改革是不是取得进展主要的判断标准。

　　 “对金融机构来讲，怎么样去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因为融资成本很大的体现是违约风险，而违约风险来源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这个体制就反映金融机构是不是真正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发挥这些作用。资本是逐利的，为什么出现资金反向流动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这个本事，我们只会在浅海抓鱼，深海没有那个本事去抓。”何佳表示。

　　 这就涉及到金融改革怎样提高资本市场方效率，怎样使得金融机构能够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这是一个整体的工程，不是简单的利率市场化，是整个金融大的改革全面的过程。

　　 “所以降低融资成本为什么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简单说金融技术创新的过程，融资成本起什么作用，特别是降低融资成本怎么样支持国家提出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他表示。

　　 在这方面历史上有很多借鉴，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很多领域，包括汽车、家电全面的超过美国，当时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日本的融资成本比美国要低，当时这方面开展非常系统的研究，这里面涉及很多融资工具的问题，整个企业资本结构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混业监管的问题，这对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用是巨大。

　　 （本报记者刘兰香整理）